头部_new_ggpx
新闻中心
首页 > 新闻中心 > 新闻资讯
湖湘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三次重大影响
来源:新湖南客户端.湖湘文化   作者:郑佳明   发布时间:2020-07-13    点击数:34301

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,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,在中国大历史的影响下,在中华文化规律的支配下,沿着中华文明的方向向前发展。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也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。历史上有三次,周敦颐时期、王船山时期和曾国藩时期,湖湘文化返本开新,开拓创新,回答了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,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。

“屈贾之乡”与楚汉文化

在先秦和两汉时期,湖南相对偏远和落后,人口比较少,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政区,湖南文化只是楚文化和汉文化的一部分。湖南本土当时没有出现重量级的文化代表人物,我们把屈原和贾谊当作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,把湖南称作“屈贾之乡”。曾国藩在《湖南文征·序》一文中,把屈原当成湖南人文的始祖。两汉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,对湖南的影响不大;贾谊对湖南产生了一定影响,但也没有形成气候。况且,由于经学的引导,汉学对儒学本身的发展作用有限。

由于当时偏远的位置和潮湿的气候,秦汉以来,湖南成为朝廷流放贬谪官员和士人的目的地。屈原、贾谊开了个头,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开了个头。唐宋时期,由于贬谪或其他原因到湖南的人越来越多,数百位知名的文化人和官员到了湖南。他们的精神和文字,成为湖南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湖南近代学者李肖聃创造了一个词,叫做“流寓文化”。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王昌龄、秦观、滕子京等等,以及杜甫、李白、韩愈、朱熹和一大批到湖南的为官者和旅行者,包括一些大书法家,都成了“流寓”湖南的文化人。以至于范仲淹说,“迁客骚人多会于此”。陆游说,“不到潇湘岂有诗”。毫无疑问,“流寓文化”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。

道家文化作为楚汉文化基因,与湖南本土的“蛮”文化一道,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。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一个“巫传统”,根源在湖南、湖北,“楚辞”传承了巫文化的大量信息。“巫”即“道”,楚地为道文化之根。历史上有一种说法“亡秦必楚”,刘项皆为楚人,老庄亦是楚人,所以亡秦是楚。影响深远的楚文化是通过汉文化、道文化到湘文化的脉络延续下去的。到了隋唐,佛学盛行,湖南跟全国一样,出现了佛家发展的兴盛时代。长沙、南岳建设了大量寺院,禅宗对两湖、两广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道佛的流传成为后来“理学”沉淀于湖湘的土壤,道佛思想成为湖南与中原和全国联系的纽带。后来的周敦颐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“吾道南来”与“道南正脉”

宋朝时期,湖湘文化发生了历史性变革。从魏晋南北朝到安史之乱、五代十国,中国北部和西部的不安定因素使得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倾斜,到了宋朝,边疆防御不力,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地袭扰,经济文化重心南移,长期战争和动荡引发民族文化焦虑,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融合碰撞,激发了河南、陕西、湖南和福建等地的文化反思,濂洛关闽诸学派兴起,开辟了儒学的新阶段。文化资源转移到南方,湖湘文化得到发展的机遇,湖南加入了这场历史性变革,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经历了几百年动荡不安,国家和人民迫切要求安定;儒、佛、道三种文化长期并存,彼此竞争,儒家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。佛道关注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安顿,吸引了众多精英和民众,儒家更注重群体和整体,也就是“家”和“国”,关切“天下”的整体和长远利益。既要融合吸收佛道思想,又要沿着华夏自古以来的正道前行,如何进行文化方向的理性选择,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创新,历史的课题摆在了唐宋思想家的面前。从唐朝韩愈、李翱开始,理学之光已经来到了地平线。北宋时,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人,一个“些小”县吏周敦颐,破除了中国千年之暗,让中华文明柳暗花明,让“理学”的旭日跃出了地平线。

周敦颐吸收了佛道的精华,给儒学装上了哲学的车轮,让孔孟之道古老的价值和秩序体系有了宇宙论、人生论的基础,儒学看起来不再是道德伦理观念的集合,而是丰富坚实的哲学体系,由于回应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,使儒学主导地位得以建立,儒学不仅仅可以在行为上遵循,而且可以在意义上信仰,从此中国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有了皈依和安顿。

这个升级和成长很快显示出它的生命力,不仅为统治者所青睐,也为广大士子所接受,儒学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农耕社会家国伦理的要求,理学对佛道的包容与融合,满足了精英和普通百姓的生命关切,广大人民也能接受,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。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盛赞周敦颐“绵圣传于不坠,振道统于中兴”,上承洙泗,下启洛闽,是一个“连接”两头的关键性人物。清人黄百家则指出:“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,端数元公之破暗也。”

在周敦颐以前,从屈贾开始,一直到唐朝,将近千年的时间,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襁褓中的一个孱弱的婴儿,直到周敦颐出现,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了中华文化的“正脉”,一跃成为中华文明的“长子”。理学的产生,不是周敦颐一个人的功劳,也不仅仅是湖南的贡献,那是一个群体,那是一个时代,那是一个运动,一个文明的升华。濂溪的“破暗”,二程的“吾道南来”,“湖湘学派”的兴起,一直到张栻、朱熹、张载,多么强大的阵容!那些思想巨人都和湖南关联在一起,理学风云际会于湖南。“湘学”也开始了自己文脉的整理和学术的传承。

这个时候,湖南的书院文化开始崛起,岳麓书院,石鼓书院,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占了两家。岳麓书院,公元976年开始,弦歌不绝,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;而且由于岳麓书院的带头作用,湖南各道府州县书院,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并迅速连成网络,成为理学在湖南学术研究和传播体系,成为湖南的教育体系,形成了理学浓厚的氛围和深厚的积淀,湖南成了中国理学重镇和义理之乡。所以后来人说,“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”,并不完全是湘人自夸。湖湘文化后来居上,几乎与中华文化、儒家文化,处在同一个高度和同一条轨道上。

“揽道学之始终”与“别开生面”

明朝为了抵御蒙古,朱棣迁都北京,政治军事的重心逐渐向北移动,广大北方的安顿和复兴,使南北发展相对平衡,湖南的地位下降。明清时期,沿海地区,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,工商业发展起来,资本主义开始萌芽,市民文化兴起。从明朝开始,天主教的影响,不仅到了东南沿海,也到了北京,冲击着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明朝中叶以后,王阳明的心学兴起,思想出现了多元多样的苗头。

湖湘学术在明朝比较沉闷,仅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。看起来湖南学术似乎有些保守,有些孤独,其实这个“保守”正是对“道南正脉”的坚守,对理学的坚持和创新。湖南读书人群体深耕细作,宋元埋下的理学种子在湖南成长为参天大树,日后成为中华学术的栋梁。三百年湖湘理学厚积薄发,孕育了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思想。后来,谭嗣同说王船山:“万物昭苏天地曙,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

明朝为什么会亡?有人从文化上追究原因。宋元明几百年里,中国是在理学之光笼罩之下度过的。明朝统治者强化了皇权专制的同时,强化了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,强化了理学的垄断地位,导致理学僵化虚空。明成化年间,实行“八股取士”,理学与科举结合,禁锢知识分子;从方孝孺开始的惨烈的文字狱和剪除功臣运动,让明朝官吏走向虚伪和腐败。强调“内圣外王”的理学,不仅日益疲乏无力,而且成为装饰谄媚的工具。王阳明的出现是对理学的调整。他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力量。“心学”解放了心灵,也为随心所欲开了方便之门,客观上削弱了理学的约束性,所以有人把明王朝的崩溃归咎于“心学”。朱熹和王阳明都拿官员没有办法,吏治是明王朝崩溃的基本原因。

明清之际,天崩地裂,国破家亡。思想家力图找出理学存在的问题。王船山说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满怀孤愤,披肝沥胆,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四十年,经史子集,返本开新,让儒学、儒家文化别开生面。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、人生论、天道人道的问题,那么王船山进一步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。他的认识论方面,把世界的物质性、客观性,放在优先的地位,釜底抽薪地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,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地面上,回到现实生活中,是真正的“别开生面”。在方法论上,他强调“变”,他几十年研读、解读《周易》,不断地对《周易》进行思考阐发;他看到世界在变,中国在变,人在变,他提出“趋时更化”,不仅仅要与时俱进,而且“道随器变”,要与时代一起变化。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上,他强调“经世致用”,坚持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,理论与实际统一,人生与事功统一。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,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,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,康德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遥相呼应,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;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、民权的思想,平等、均权的思想。最重要的是,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,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,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。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。王船山的哲学,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,也对后来中国的思想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。

如果说周敦颐和王船山,有什么共同点的话,就是他们返本开新、守正开新。返本也好,守正也好,都是坚持,都是坚守。他们坚守了中国文化的正道、正脉;他们“开新”、创新,勇敢地发起了思想的变革,推动中华文明前进。两个湖南人,周敦颐和王船山,相隔六七百年,一个是理学的开山祖,一个是理学的总结者,似乎在证明湖南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,郭嵩焘说:“盖濂溪周子,与吾夫子,相去七百载,屹立相望。揽道学之始终,亘湖湘而有光。”揭示了周敦颐和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,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公认。


湖湘理学与近代变革

19世纪中叶,世界和中国发生剧变。西方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,激化了中外矛盾和内部矛盾。这个剧变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展现出来的。太平天国进入湖南,给了曾国藩和湘军一根阿基米德的“杠杆”。湘军打败太平天国,挽救大清王朝,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。胜利后急流勇退,不居功不自傲,势力、实力、声名不可阻挡。19世纪七八十年代,“中兴将帅,什九湖湘”,数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湘军集团,占据省部各路要津,后又衍生出淮军集团,互相呼应,影响朝局,贯穿晚清。

我们回首晚清七十年,寻找在黑暗中举起火把开拓前进的人,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处的政治家。不是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慈禧、光绪,而是曾左胡彭率领的一群湘籍士人。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评价晚清“自强”运动:“不但一个王朝,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,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,它们终于死里求生,再延续了六十年。”

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曾国藩是他们的代表。时人曾经评价,曾国藩以学术立身,深谙理学原道和经世学问,心怀济世救时、勤王卫道的志向,有修齐治平、建功立业的准备,有内圣外王、追比圣贤的抱负,勇于实践和独创,艰苦卓绝、逆势而行,没有他就没有湘军。曾国藩凭什么创造历史奇迹呢?曾国藩和湘军取胜的法宝是那个在湖湘大地上盘桓了七百年的“理学”幽灵。

“湖湘理学”有四层意思,第一层,它是理学,从“六经”开始,孔孟程朱的道学传统得到继承。湘军倡导“忠义血性”,以“仁”“礼”治军,湘军集团也是一个理学的学术群体;“理学”武装的湘军,成为一支有文化有信仰的军队。第二层意思,它是理学的湖湘阐述,即所谓“道南正脉”。从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、张载、胡宏到王船山,既区别于程朱,又不同于陆王,湖湘理学更重视宇宙的物质性,“气本论”强调实有、存在,形成了经世致用的特色,湖湘理学也可以叫“经世理学”。“实事求是”,从实际出发,成为湖湘理学的精髓。第三层,湖湘理学海纳百川,兼收并蓄,与时俱进,敢为人先,大胆创新。魏源“今文经学”的变革思想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方针;曾国藩坚持理学,化解儒学内部纷争,一致对外;曾国藩冷眼向洋,容纳西学,学习西方,在千年大变局中,力推中华文化转型。他在洋务运动,以及军事、外交方面多有创新。曾国藩将“经济”从“义理”中独立出来,把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个纯学问改造扩展为联系实际等四个学问,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意义,是他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,从此“经世致用”在学术和思想上独立起来。曾国藩对王船山思想的大力实践与弘扬,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第四层,湖湘理学蕴藏了湘人的文化基因。湖南历史上的战争、移民、蛮族、流寓、宗教文化,都对湖南人的个性有深刻的影响;湖南人那种“心忧天下”的情怀,敢为人先的胆识,实事求是的态度,以及拼搏霸蛮的个性,使得湘学具有独立自主、兼收并蓄、追求变革、求实务实的学术品格。

曾国藩是湖湘理学的代表,以往我们注意到曾国藩的事功,对于他的学问研究不够。他戎马倥偬,封疆大吏,日理万机,没有时间写作大部头学术著作,所以在学术上似乎说不起话。其实有两点可以为他辩解:第一,他留下的文字,包括奏折和书札千百万字,其中有非常丰富新鲜重要的从实践中总结的思想,学术分量并不比长篇巨著轻;第二,他对理学的更大的贡献是他实践了湖湘理学、发展了湖湘理学、弘扬了湖湘理学。“实践”在儒学、包括理学中叫“功夫论”,本身就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曾国藩几十年的丰富实践,就是理学的成就,是高于纯粹书院的学问的。当我们读到毛泽东曾经推崇的他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和他编辑的《十八家诗钞》时,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学者、一个理学家。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事功,证明了理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,中华文明的正道,只要坚持经世致用,理学是可以指导变革、引领前行的。

近代历史上湘人的表现证明,湖湘理学是贯穿近代中国坚守与创新的思想武器。曾国藩和湘军集团登上历史舞台,是中国近代史的转变枢纽。发起“洋务运动”,推动中国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实施,机器大工业和对外开放由此起步,中法战争、收复新疆、戊戌维新、辛亥革命、新民主主义革命,或为发起者,或为推动者,湖南人在近代历次保卫国家的战争中,重大历史变革中,居功至伟,光芒四射,湖湘理学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(选自《新湘评论》)


[责编:李絮枫]

[来源:《新湘评论》]



尾部_new_ggpx2

在线人数[ 0 ]  
主办单位:共青团湖南省委、湖南省学生联合会
承办单位:湖南广播电视大学
技术支持:湖南嘉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  电话:17788918756
湘ICP备12002485号-1  湘公网安备43010302000591